21
《中国通史》作者：中国通史 2019-12-06 21:25
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去监军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复有功。裴度治军“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3。十月十四日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祐、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前锋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出军东行直奔吴元济营垒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李愬冒着风雪率军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1。官军从天而降迅攻下蔡州城吴元济穷蹙请降。吴元济被槛车送往京师十一月斩。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复归唐皇朝统治。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1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3《旧唐书》卷一七o《裴度传》。
1《资治通鉴》卷二四o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晚好神仙宠任宦官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o）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第三十七章杜佑第一节一生为官政绩斐然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66）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6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1。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2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3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8oo）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1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1《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23《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通典》的编纂《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1。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o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1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2。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1《通典》卷七《食货论》。
1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所说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3。《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1。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1；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2。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3。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3梁启：《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1《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13《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2《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1。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6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2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3。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④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5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6；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1。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④《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1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2见《全三国文》卷二o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6机《五等论》。3《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④《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5《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6《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1《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2《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第三节“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8o6）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默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1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第三十八章韩愈柳宗元第一节韩愈1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6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1。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o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o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2。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o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o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1本节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下引是书不另作注。
1《新唐书》卷二o三《欧阳詹传》。
2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o、《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1）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6员外书》曾向6■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6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端有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柳宗元家世和生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6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o1）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o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o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1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缘故。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o、《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6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6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1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3《旧唐书》卷一七o《裴度传》。
1《资治通鉴》卷二四o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晚好神仙宠任宦官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o）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第三十七章杜佑第一节一生为官政绩斐然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66）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6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1。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2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3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8oo）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1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1《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23《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通典》的编纂《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1。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o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1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2。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1《通典》卷七《食货论》。
1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所说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3。《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1。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1；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2。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3。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3梁启：《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1《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13《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2《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1。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6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2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3。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④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5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6；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1。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④《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1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2见《全三国文》卷二o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6机《五等论》。3《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④《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5《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6《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1《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2《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第三节“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8o6）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默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1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第三十八章韩愈柳宗元第一节韩愈1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6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1。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o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o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2。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o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o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1本节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下引是书不另作注。
1《新唐书》卷二o三《欧阳詹传》。
2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o、《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1）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6员外书》曾向6■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6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端有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柳宗元家世和生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6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o1）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o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o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1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缘故。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o、《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6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6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